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为忠义仁勇。晋商信仰关公,其在常年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品格绝大部分是这一精神内核的折射：他们对国家和企业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此为“忠”；对顾客讲求信誉，与同行伙伴团结帮扶，此为“义”；富而不奢，广行善举，此为“仁”；自强不息，敢于挑战和冒险，此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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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三国时杰出的军事家，曾有“汉寿亭侯”的封号，在后代也不断受到朝廷的褒封，直至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民间将关羽称之为关圣帝君，奉为关公来崇祀。佛教将之称为加蓝菩萨。在台湾也是台湾同胞的恩主神。在蒙古地区，自清朝起，关公崇拜或者说关公信仰就和蒙古史诗英雄格斯尔融合了，即把对关公的崇拜与对格斯尔的景仰合二为一。在西藏也有类似的对关帝庙的祭祀。不仅如此，关羽因其高尚的人格、忠义两全的节操，使得人们对他的崇拜历代传承。甚至还流传到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尤其在越南，关公信仰已经被本土化，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以及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努力的结果。关公信仰在山西尤为盛行,同时从一个忠义之士走上了正神的地位，由骁勇的武圣变为商业时代的武财神。这种演变与晋商时代的关公崇拜是相关的。最早把关公作为财神来崇拜的是山西商人，每个晋商会馆的人都把关公当做一个符号，作为他们企业的灵魂。而义薄云天、精忠贯日则成了其追求的精神即晋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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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信仰”是一种以“关公崇拜”为主题的民间信仰。在众多民间信仰中，关公信仰是为数不多的与神话互为一体的信仰，经历了由神话到信仰的长时间演化，也是民间多种文化意识相互交织融合的结果。刘关张三兄弟结义后，关羽便征战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留下许多赫赫有名的战例。在他死后，这些事迹便以历史传说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清时期的关羽传说内容极为丰富，关羽崇拜也随之发展到顶峰。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的推动下，关羽被抬得极高。在民间他成了百姓心中的保护神，对于陕西民众来说更是这样。在商业领域，关公的忠义仁勇正体现了他们所期盼的和气生财这一理念，因此关公就被奉为了财神。《三国演义》开始就写到刘关张都是经商的，其所描写到的关公从事商业活动对于后来商人对关公的崇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关公人格中的忠义仁勇既符合儒家封建道德，又弥补了经商所需要的那种刚强精神，这说明民间文学中的故事在历代的演化中已经突出了忠义仁勇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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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在历史上曾是我国明清时期国内实力**的商帮，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把本土神关公的精神融汇贯穿于商业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晋商精神。这些精神的载体就是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所修筑的关帝庙和晋商会馆。“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真实反映了中国历史晚期社会各界祭拜孔子和关公的情况。据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人们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与普及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已超过了有“千古一圣”盛誉的孔子。而这与晋商四处漂泊分不开。为什么山西人那么崇拜关公呢?具体说来有以下原因：一是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中国又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崇拜关羽，尤其是满清统一中国，康熙帝更是加强了思想统治，因此为笼络人心，自称是刘备再世，这更强化了庶民对关公的崇拜，晋商当然也不例外。其次是地理因素。关羽是本就是山西人，因此出于浓厚的乡土情结，对同乡中出来的英雄豪杰，山西人更易产生心理上的敬重与崇拜。再是因关公一生忠义，其独特的“忠义”气节迎合了商业道德准则中的“诚信”，晋商则一直将“诚信”作为其经商的根本，所以在商业活动中用坚守信用来规范当时的商业活动，赢得商业利益。最后是因关羽乃为“古今勇将中的**奇人”，其神勇的英雄气势让人敬畏，又因他对曹操的高官厚禄、骏马美女的赏赐不屑一顾，为实践“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诺言，千里走单骑。正因为以上原因，使得山西商人对关羽尤为爱戴与崇拜，将他奉为平安保护神和招财进宝的财神。

明清时期的晋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关公的精神溶入了他们的创业和守业的经营理念、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实践中，到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在商界占有重要地位。晋商将其商业活动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同时也将关公信仰传播到了各个角落，因此出现了在全国各地修建关帝庙的现象。在山西常平关圣家庙、解州关帝祖庙，都会定期举行大型的庙会和其他文化活动。在很多商店都会供奉关公铜像，把它当做财神的化身。由此可见，不论是哪个年代，人们都不会摒弃关公信仰中的忠义仁勇的精神实质。每个年代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化。作为传统道德的忠义仁勇，在当今社会仍有合理的部分。因此，关公精神今天经过改造也仍有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