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书《东洋镜 · **辑:中国雕塑史》,赵省伟主编,「日」大村西崖 著。
对于中国古迹的考察,起始的并不是日本人,无论从亚洲内陆进入中国西部的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还有深入内地的沙畹(1865—1918)、谢阁兰(1878—1919),以及喜仁龙(1879—1966)都是西方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刺激下,20世纪初一批日本学者(对于殖民目的表示谴责)开始抓紧考察中国。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1901年,日本内阁指派伊东忠太(1867—1954)对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年,日本政府派遣河口慧海(1866—1945)到拉萨收集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深入库车、和阗考察;同年,鸟居龙藏(1870—1953)进入贵州调查苗族。关野贞更是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两次到访中国,并绘制了最早的昭陵图。
大村西崖,从未来过中国,但他在以上及未列出的诸多日本学者中国考察的成果基础上,并在罗振玉等人的极力支持下,历经数年编纂出了这部中国雕塑通史奠基之作《中国美术史·雕塑篇》:50余万字,1000余幅珍贵图片。
在大村西崖之前,一般用来指代雕像艺术、技艺的叫造像术、雕刻,1893年大村西崖从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毕业,1894年他在《京都美术协会杂志》投稿了一篇题为《雕塑论》的文章,文章阐述了“雕刻”和“雕塑”的界限、概念和范畴。
他给“雕塑”下了明确的定义:“何谓雕塑?即具有实体造形艺术之总称。”又从“雕”与“塑”所具有的美术意义的视角,对“雕刻”与“塑造”作了如下区别:“木与石则取其材而雕刻之”,其技法是“消削性的”,与西方的carving一词相近;“蜡和泥则用其质而捏塑之”,其技法是“捏成性的”,与modelling的意思相近,而“雕塑”一词正可以涵盖“消削性之雕刻与捏成性之雕塑”。
下文从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选取了一些关于陕西的雕塑以飨读者。
瓦俑。高四寸六分,西安出土,罗振玉藏。
此座为浅黑色,没有彩色或彩釉。
瓦俑。高四寸,西安出土,彩色,罗振玉藏。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造佛金铜像,
在光背右下方,古河家藏,罗振玉拓。
铜像,通光趺高一尺二寸。
铭文如下:
太和九年岁在乙丑,齐郡西安县李旷妻造像一躯。金李弘为父母度像,愿居门大小值遇诸佛。(以上在座后。)西安县李弘。
太和九年造佛铜像拓本,在光背右下方,潍县陈氏藏。
白玉石弥勒像,高二尺一寸,早崎藏。
西安鄠县(东南四十里圭峰下)草堂寺旧藏白玉石弥勒像等被认为是宣武帝时代(公元499—515年在位)的石像作品,衣褶式样与古阳洞的永平延昌年间(公元508—515年)佛像完全一致,交脚造型庄重,呈半迦坐形状。草堂寺是后秦罗什翻译经书的旧址,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下旨建造三层佛塔(《魏书·释老志》),这尊佛像大概是离建造佛塔为时不远的文物。
正光三年(公元522)造释迦铜像。
西安采集,和田干男藏。
高四寸八分,面相颇好,
背光上方的化佛浮雕也甚为精巧。
铭文如下:
正光三年七月十……金德为亡叔逢进敬造释迦文像一区供养。愿亡□生天,现在□□。
天尊四面石道像,砂石,高一尺七寸六分。
西安楼观堂旧藏,早崎藏。
四面各有三尊像,本图为其中一面。
其雕刻手法与之前的隆绪元年(公元527年)的天尊颇为相似。从背光和手相到飞天和化佛,都和佛像完全相同,只是戴冠一处不同。
天尊四面石道像,砂石,高一尺七寸六分,
西安楼观堂旧藏,早崎藏。
四面各有三尊像,本图为其中另一面。
十一面观音石像上半身,青石,
高三尺八寸,宽一尺二寸,
为西安宝庆寺旧藏,后来早崎带到日本,早崎藏。
在像式技巧方面与下图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的德感造像相似,疑同是武周时期作品,右手持“灭罪”之印。
长安三年德感造十一面观音石像。
坐佛石像
高一尺三寸三分,宽一尺五寸五分
旧藏于西安开元寺,今为早崎所藏。
其背面如两扇屏风,两旁刻有供养者的像,在存有刻铭的诸像中未有相似者。
此躯如常态,作触地手印、说法手印。座的形状与初唐诸像(如下两图)近似,由此观之,也疑为初唐之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造坐佛青石像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造弥勒三尊石像
菩萨白玉石像,白玉石,高一尺五寸四分。
旧在西安府城内香城寺,今为早崎所藏。
《陕西通志》卷二十八曰:“香城寺在城内钱局,创自石晋思远禅师;周显德中,赐额广福禅院;宋仁宗更改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
坐佛龛砖像,高四寸六分,帝室博物馆藏。
出土于西安,壁上千佛如一。
乾陵番君长像,伊东忠太博士拍摄。
唐高宗的乾陵位于西安奉天县西北五里梁山村的丈八、青仁、埪子三村,方圆八十里。陪葬者包括太子诸王五人、公主一人。
据宋延佐《游乾陵记》及元祐年间游师雄的《乾陵图》记载,乾陵正南有两座山峰对峙,竖立着双阙,叫作朱雀门,里面陈列着石器。石器以一对华表为首,其后是两尊飞龙马、两尊朱雀、十尊石马、二十尊持剑的人,其次有两座碑。内门又有双阙及两尊大狮。青龙、白虎两道门也各有两尊石狮子,白虎门里面有六尊石马。持剑者东面有狄仁杰等六十人的画像。
营造乾陵时,各蕃有不少前来帮忙的人。武则天不知道这归功于唐太宗的余威,想以此留名后世,便塑造各蕃君长六十一人的石像立在陵前。石像各高七尺,背后都刻**字,右列三十二人,左列二十九人。
宋时,游师雄又刻石记录众人形象,分刻在四块碑上 。有一块碑很早就散失了。其余三块碑所刻的三十九人的名字仍可追考。这些诸蕃君长石像逐渐散失,现在还有三十尊,但缺了人头,都不完整。
顺陵石狮,一对蹲踞,早崎拍摄。
顺陵在西安咸阳县东北三十里。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追尊其父武士彟为霄明皇帝、母亲为皇后,其陵墓为顺陵。它应当是在天授年间,即武则天建七庙时建造的今仅存石狮子、石牛和数尊石人,雄壮精巧不让乾陵,足见初唐艺术之美。
顺陵石狮,一对立像,铃木拍摄。
顺陵石狮,一对立像,早崎拍摄。
顺陵石牛,铃木拍摄。
顺陵石牛,铃木拍摄。
三藏圣教序碑碑头,唐太宗撰,诸遂良书。
此碑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
长安慈恩寺大雁塔。
此外,还有同年十二月所立的石碑。
三藏圣教序碑下部歌舞菩萨浮雕,早崎拍摄。
三藏圣教序碑下部歌舞菩萨浮雕,早崎拍摄。
除上述两碑,尚有在西安府学者,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八日立,唐太宗撰,沙门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序及心经。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头,早崎拍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正值辛酉年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初七那个礼拜天。原在西安府城西门外大崇仁寺,前些年被德国人掠走,移至碑林。其龙矩极其精妙,其他唐碑也多数是这种样式的。这些石碑与汉碑相比有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观赏价值极高。
美人白玉石像,西安城南出土,
高七寸七分,东京美术学校藏。
唐代道佛以外的石雕极少,有近年白玉美人和出土地点不明的立女。白玉美人像的容发服装,以及击鼓的形象很像阮咸,应当与日本正仓院鸟毛屏风画一样,都是盛唐初年之物。
立女白玉石像也应当属于唐刻。笔者认为这两尊石像都不是葬俑。正仓院有白玉石雕四神和青斑石鳖合子,其饰板上雕十二生肖,当为唐制,技艺精妙。
立女白玉石像,白玉石,高八寸一分,黑田藏。
白玉石雕四神:靑龙朱雀。
雕面稍凸,抛边,长九寸,宽六寸。
白玉石雕四神:白虎玄武。
雕面稍凸,抛边,长九寸,宽六寸。
青斑石鳖合子。长五尺一分,宽三寸三分。
眼嵌玻璃。此图转引自《东瀛珠光》。
白玉石雕十二支:子丑。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白玉石雕十二支:寅卯。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白玉石雕十二支:辰巳。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白玉石雕十二支:午未。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白玉石雕十二支:申酉。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白玉石雕十二支:戌亥
长一尺一寸, 宽七寸,厚一寸五分。雕面平。
《东洋镜:中国雕塑史》(全三册)
随书附赠
大村西崖《支那绘画小史》(复刻版)X1、
主题明信片X5
Ø 中国雕塑艺术”四大名著“之一
Ø 中国雕塑通史奠基之作
Ø 全世界率先在大学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
作者简介
赵省伟:“西洋镜”“东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自2011年起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
大村西崖(1867—1927):首个在高等学府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也是运用近代观念和考古材料研究中国美术的开创者。1893年成为东京美术学校雕塑专业**届毕业生,1902年任东京美术学校东洋美术史教授。1921年10月—1926年5月,曾先后五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26年专程到苏州吴县甪直镇保圣寺考查罗汉塑像)。出版有《中国美术小史》(1910)、《中国美术史·雕塑篇》(1915)、《中国美术史》(1924)、《中国古美术图谱》(1925)等。
疏蒲剑: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毕业,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语语言学、汉日对比语言学,出版有《日语完全教程》(2013)、《丰臣秀吉》(合译、2014)。
姚奕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文学等相关方面的笔译、整编工作,已出版译作30余万字。管浩然:日本皇学馆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上代文学,著有《上代学论丛》(和泉书院,2019年5月,共著)。
内容简介
本书即初版于1915年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是大村西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全书由正文和附图两部分组成,共收录50余万字,1000余幅珍贵的图片。正文以时间为轴,上至太古时期,下至五代时期。作者在实地考察、观摩实物的基础上,详尽搜辑历史文献,全面完整地阐释了金石纹饰、陵墓雕塑、宗教造像等中国雕塑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特征。附图大多是相关文物现存最早的影像资料。今天,图片中的很多珍贵文物或毁于战火,或流落异国他乡,更突显其珍贵。
本书和沙畹的《北中国考古图录》(1909)、喜仁龙的《5—14世纪中国雕塑》(1925)、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939—1941)一起,被称为海外20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名胜古迹、文物艺术的“四大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