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大批中原、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到东北地区闯荡，垦荒和定居的过程。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雕塑中的“闯关东”作品取材生动、活灵活现，展现了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坎坷经历的再现，我想此塑像屹立在此非常有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深重的历史意义。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闯关东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当大批中原的破产农民进入辽阔的东北地区。原居住民，即满人、蒙古人和流民对这些外来客在开始阶段并不是很友好。有记录记载“原有土著，多以恶言相向”，“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 而且匪患严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在此环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个陌生环境开垦荒田、做工打渔等等，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环境下，广大的汉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辽阔的关东地区，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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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