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为忠义仁勇。晋商信仰关公,其在常年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品格绝大部分是这一精神内核的折射：他们对国家和企业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此为“忠”；对顾客讲求信誉，与同行伙伴团结帮扶，此为“义”；富而不奢，广行善举，此为“仁”；自强不息，敢于挑战和冒险，此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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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三国时杰出的军事家，曾有“汉寿亭侯”的封号，在后代也不断受到朝廷的褒封，直至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民间将关羽称之为关圣帝君，奉为关公来崇祀。佛教将之称为加蓝菩萨。在台湾也是台湾同胞的恩主神。在蒙古地区，自清朝起，关公崇拜或者说关公信仰就和蒙古史诗英雄格斯尔融合了，即把对关公的崇拜与对格斯尔的景仰合二为一。在西藏也有类似的对关帝庙的祭祀。不仅如此，关羽因其高尚的人格、忠义两全的节操，使得人们对他的崇拜历代传承。甚至还流传到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尤其在越南，关公信仰已经被本土化，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以及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努力的结果。关公信仰在山西尤为盛行,同时从一个忠义之士走上了正神的地位，由骁勇的武圣变为商业时代的武财神。这种演变与晋商时代的关公崇拜是相关的。最早把关公作为财神来崇拜的是山西商人，每个晋商会馆的人都把关公当做一个符号，作为他们企业的灵魂。而义薄云天、精忠贯日则成了其追求的精神即晋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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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信仰”是一种以“关公崇拜”为主题的民间信仰。在众多民间信仰中，关公信仰是为数不多的与神话互为一体的信仰，经历了由神话到信仰的长时间演化，也是民间多种文化意识相互交织融合的结果。刘关张三兄弟结义后，关羽便征战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留下许多赫赫有名的战例。在他死后，这些事迹便以历史传说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清时期的关羽传说内容极为丰富，关羽崇拜也随之发展到顶峰。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的推动下，关羽被抬得极高。在民间他成了百姓心中的保护神，对于陕西民众来说更是这样。在商业领域，关公的忠义仁勇正体现了他们所期盼的和气生财这一理念，因此关公就被奉为了财神。《三国演义》开始就写到刘关张都是经商的，其所描写到的关公从事商业活动对于后来商人对关公的崇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关公人格中的忠义仁勇既符合儒家封建道德，又弥补了经商所需要的那种刚强精神，这说明民间文学中的故事在历代的演化中已经突出了忠义仁勇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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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中，忠君被作为衡量是否符合为人臣、为黎民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政治原则，更是作为重要的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关羽终其一生都在履行着忠义的精神，是一个忠君的典范。对关羽而言，这体现在对刘备的忠诚，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关羽曾发下此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见其忠义之心。初期刘备兵少粮缺寄人篱下，他像护卫一样跟随左右；中期刘备屡屡败绩前途渺茫，他仍鞍前马后不离不弃，直至鞠躬尽瘁战死沙场。最为感人的是，他被曹操俘虏后，得到曹操器重，先后封其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这是何等高贵的政治待遇与地位。生活上曹亦为他“小宴三日，大宴五日”，赠其战袍髯囊、赤兔美女，还派张辽当说客，希望关羽为己所用。可关羽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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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公精神的诸要素中，“义”的含义最为丰富，涵盖面也最广。刘关张三人结义的纽带就是一个“义”字，并用一生来捍卫，即“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曰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恩负义，天人共戮！”这就是炳烛千古的兄弟之义，更为后人所称道，所效仿。为履行当初的承诺，在关羽被孙权所害后，刘备宁可不顾江山社稷之危也要替关羽报仇，最终刘张二人皆为复仇而死，这就是震撼天地的义气。关羽的义并非狭隘的局限于对兄弟对朋友，对敌人亦是如此，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很好的证明。

明清时期的晋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关公的精神溶入了他们的创业和守业的经营理念、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实践中，到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在商界占有重要地位。晋商将其商业活动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同时也将关公信仰传播到了各个角落，因此出现了在全国各地修建关公铜像的现象。在山西常平关圣家庙、解州关帝祖庙，都会定期举行大型的庙会和其他文化活动。在很多商店都会供奉关公神像，把它当做财神的化身。由此可见，不论是哪个年代，人们都不会摒弃关公信仰中的忠义仁勇的精神实质。每个年代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化。作为传统道德的忠义仁勇，在当今社会仍有合理的部分。因此，关公精神今天经过改造也仍有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