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中商人是怎样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文化传统底蕴又非常深厚的内陆省份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内驱力和动力机制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宗教伦理是否对商业伦理的他律和商业精神的塑造构成方向性的规定？从作为山西近代民间信仰的关公神性入手，分析其与经济行为双向互动中的共同因素，努力透析这种共质性的精神在超越传统思维中所蕴含的理论成分，对于理解晋商精神的形成并弘扬其合理内容，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宗教的因素包括新教伦理一旦变为道德的自律，就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所向披靡的企业文化内聚力及吸附力。关公信仰的宗教伦理在向实践理性的转换上就表现为强大的主体实践性，即晋商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群体致诚、坚忍稳健、诚实笃信、勤俭自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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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字云长，汉末山西解州人，民间习惯上又称为关帝、关夫子、关帝爷、关圣帝君、协天大帝等，明清之际山西民众对其普遍信仰，把其神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民俗文化具有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凝聚力和吸附力。晋商活动不仅把宗教伦理入世精神化为强大的实践理性，且将关公提升为塑造商业伦理的精神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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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前，关羽的知名度并不高，关羽兵败麦城，刘禅直到景耀三年才追封关羽为壮缪侯，与后世的光耀无法比拟。隋唐年间，由于佛教盛行，关羽被佛教借用和推崇。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在玉泉山建造了佛庐精舍，关羽父子就此皈依佛门并为之护法。唐代之后，为了突出关羽“忠义”楷模的思想特征，对关羽的评价愈来愈具有政治伦理色彩，封号追谥愈来愈重。绍圣三年，宋哲宗赐关羽玉泉祀额曰显烈庙；宋崇宁元年宋徽宗加封关羽为“忠惠公”和“崇宁真君”；宋大观二年，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宋宣和五年，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关羽的荣耀几乎达到了顶点。明代万历时人姚宗仪说：“今上尊为协天大帝、又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兼赐旒玉带、至尊无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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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精神的最终铸成是基于明清社会变迁引发的“仕农工商”到“商仕农工”的转变，这个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其中山西晋中商人创业时的颠沛流离、商海沉浮的无助无奈，自然助生了像关公这样保境立命的宗教信仰。可以说，关公信仰的形成与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出现密切相关。《走西口》是山西家喻户晓的民歌，歌词表达的正是明清晋商创业艰辛的心路历程。越过偏关、杀虎关、张家口昔日胡汉民族拉锯的城垛分野，早期的晋商创业者们浪迹荒漠、乘槎浮河，只能将命运的不可知和无奈交给神明庇佑，经过宋元的民间文化积淀，关公圣明已在三晋大地风靡。晋商在异乡漂泊，环境恶劣，“有时驼行沙漠，风吼雷鸣，群集而呼天，继而默祷关公。风过漠平，回忆危难之际，所见所闻，聚点成形，敷衍成章，代代相互传承”。宗教心理学认为，“闻惊则跳，闻怒则闷，见死亡则悲，见美色则眩。”是心理的自然投射，经过经验性的反复契合，关公信仰便在人们心灵深处定格为永恒。这一口口相传过程中，外出谋生的人们当祈求的良好之愿、奢望之意在某些特定场合与现实情况发生偶然巧合如愿以偿时，便视关帝为商海中人们生命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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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商活动中，晋商先后在京师建关公铜像、设会馆有40处以上，随着血缘—地缘—业缘的层层扩展，关帝庙的建制、功能也就随之拓宽。在关帝庙的基础上，国内各商埠集镇也先后改建、扩建了晋商会馆。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济南、上海、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设立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某种程度上，会馆成为具有西方教会、乡土宗帮会凝聚功能的精神安顿之所。这种心灵的寄托在明清仕、农、工、商“四民阶层”中不能使商人走出阶级和社会最低谷时，能给人以淡默恬愉，养心静欲之用，其功能“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这种民间关帝信仰已经具有了有约束力量的“亚文化”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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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公信仰，晋商民间宗教上升到了传统哲学的理论高度，使得民间文化“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理想的精神构成之中，坚定的宗教倾向是最为高尚的，“这由诸种因素共同构成，包括最深刻的个人价值、准则体验以及具有真正意义的特定的集体准则。”〔关公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具有团结的凝聚力、鼓舞的号召力和培养伙计高尚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